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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者要切身考虑社会公正
作者/冯鹤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社会发展到今天，普通民众与从政者之间能否坚持社会公平和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毋庸置疑，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为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都体现着我们坚持社会公平的原则。但是，在我们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同时，恰恰有大部分人还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之外——这大部分人被称之为弱势群体，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任何一个执政党的地位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考虑这个事实，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就有可能不保；不考虑这个群体的存在，就极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这是从政者都应该切身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从而在内心中多些忧患意识。
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足以引起从政者的反思：今年三月的某日，陪侄子到家乡当地民政局退伍军人安置办办理相关手续。侄子不想为政府添麻烦，选择自谋职业。柜台内一年轻干部问道：“写申请了吗？”侄子答道：“没有。”“回家写好后再来！”那口气不容争辩。侄子正要转身离开，我从便民椅上起身走向柜台：“请问，能不能给张纸和一枝笔我们在这儿写？”。“我们用的全是便笺纸，你们也能用？！”（我们、你们的用语明显地划清了干群关系）口气仍然盛气凌人。我说：“还没先进到无纸化办公，总有打印纸可以用吧，麻烦了，免得我们再来回跑上四十里路。”年轻干部这才勉强的将打印机里的纸抽出一张递给我们。无独有偶，晚上看有线台《生活帮》栏目，电视里正好也是类似这么一档子事儿：一位五十左右的中年男子到当地公安部门办相关事宜，政务大厅柜台内的女警官被这位男子随手抓起的文件夹猛击头部而受伤住院，当其他民警将这男子控制后得知——该男子从几十里外的家往返政务大厅办事已经是第七趟了，实在是对女警官的服务态度和效率怒不可遏了。主持人在播后评点时称：“这位女警官有义务将办理此事的程序简化罗列明示，让这位男子有备而来，完全可以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办完嘛”。这评点不无道理，如果那天我不陪侄子去民政局，侄子会不会来回折返好几趟、徒劳无功后也像这位男子一样冲动，我不得而知。其实，侄子也好，电视里看到的那位男子也罢，都应该算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倘若从政者心中有些忧患意识，替自己所服务的对象多考虑一些，社会的和谐程度就会大大增强，不安定因素也就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殊不知，从政者从坐在办公桌前的那一刻起，便不再是自身的形象，而是执政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或是一个部门的形象，从政者为大局考虑的同时其实也就是替自己的职位考虑。
我国的弱势群体和西方国家的弱势群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一些发达国家，弱势群体常常是社会群体的边缘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和影响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弱势群体是社会层面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关注和考虑及注重社会公正，这个群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容易导致社会动荡，产生社会动荡之后势必会让西方媒介揪住不放，等上升到国家高度后就会导致外交上的失利。而鉴于当前的发展形势，我们既不能回到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回到谁富就抵抗谁的路子上去，更不能走嫌贫爱富的极端。
社会公正这个理念，总是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赞成、所拥护的一个执政理念，这是我们这代人到今天之所以真心实意地相信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确实地从国情出发，去注重不断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而作为从政者，如果时时刻刻将忧患意识放在首位，并将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作为重要的职责之一，积极参与和关注反映人民群众内部各个阶层的利益呼声，那么，社会公正的理念就会演化成一种看得见且效果显著的良好风尚。当前看，要想尽快协调和完善社会各层面的利益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某种压力，但不失为一种解决当前各种矛盾和突发事件的方式方法；而着眼于长远，每一位从政者如果没有力量去面对这种压力，并且把这种压力化解为解决矛盾的动力，那我们怎么能够听到全国各族人民勇往直前的主旋律呢？
弱势群体最希望得到的是期待和坚持让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公正博弈，最憎恨的是从政者不仅腐败且堂而皇之，如果社会有了公正却又少了廉明，那是弱势群体最最不愿看到的。有句说滥的话——腐败是涉及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廉政建设、防腐斗争，核心是进行监督。腐败实际上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受制约，不受制约就会产生腐败、就会丧失民心、就会导致社会不公正。而在这当中，利益受到最大侵害的无疑就是弱势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利益一旦遭到侵害往往是最致命的，也许他们需要这点利益救急，也许他们需要这点利益活命。倘若他们的这点儿利益也被侵占而没有活下去的依靠，他们就会报复社会，而我们的社会就会为一些个别从政者的不作为和过错去埋单。
透过近期社会上所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端倪，可以说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代价之一吗——要我说，这样的代价过于沉重。在痛定思痛过后，折射出的是积存已久的社会公正危机：40、50人员的就业问题；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对人性的扭曲；弱势群体情绪无法疏导而积聚起来的社会戾气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五件校园惨案(“陕西汉中案”)发生的次日通过凤凰卫视讲话，表示要正视事件的根源，在加强治安措施之外，探讨“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总理所说的深层次无非就是“社会公正与否、公正是否廉明”。媒体报道称，南平血案爆发后，一位中年妇女向正在医院探视伤者的南平市市委书记喊冤，因她年仅8岁的女儿遭歹人强暴，案犯至今仍未得到相应的惩处，她请求政府严处犯罪嫌疑人。工作人员当即上前将其架走，让其去相关部门申诉——假如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解决问题，相信这位女士就不必行此下策——喊冤。此女高喊：“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如果你们不管，我也会去杀人！”。而在这些事件中，总会或多或少地牵扯到个别从政者在执行人民赋予的权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尽人意，从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社会的公正秩序与理念的建立，来自每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救济，尊严能够得到保障，不管这个人是平凡还是出众，也不管这个人是卑微还是权贵。减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区心理干预、实现权利诉求自由表达，这些工作应该由政府或是就职于政府的每一位从政者来完成。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殊不知，我们每一位从政者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这样一些问题都是党群干群的问题，都是涉及到我们党执政地位巩固的问题，不能不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问题，需要每一位从政者非常慎重地去认真处理和反思。当然，社会各种力量的公正博弈以及整个社会的公正廉明程度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这个过程中，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社会的公正与否民众会从其中判断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
只有社会公正，当我们捧着烛火一样捧着“真相”时，在群论汹汹之际才会坚持独立的立场；坚持社会公正，会促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实现社会公正，才是“安定团结、和谐共荣”的社会主义文明大家园的希望所在。（作者：冯鹤/《中国反腐网》评论员，原载于中央党校党建类核心权威期刊《现代领导》杂志2010年7月号）
